继郑州23岁女教师自杀之后，又一名研三学生自杀了。
10月26日，湖北工业大学研三学生贺某的家属，得到贺某失联的消息，经四处查找，最终在老家的房子里发现其尸体，推测死亡时间为10月25日。
房子里还有一些贺某网购的木炭，以及一封手写的遗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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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某在遗书里写道：
“我的离去不是临时起意的......原因很简单：理想破碎，信念崩塌。”
“（导师）张XX是击碎我脆弱信念的主力，其次是视觉组的两位老师，然后是实验室的顶级规章制度......”
“我以为的研究生是导师带着学知识、做实验、搞科研，没想到老东西只会搞钱、搞关系、压榨学生......每个月发200块钱，却要求‘学生十倍的贡献’。”
贺某还表示，自己对不起父母，死后不需要葬礼，不需要墓地，不需要搞无意义的事，骨灰冲到下水道就可以了。
很难想象，究竟是怎样的重压，才让一个未出校门的研究生如此意冷心灰，一意向死？
据贺某姐姐贺琴介绍，他们的家境并不是很好，早年父母外出在建筑工地拧螺丝挣钱，姐弟俩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长大。后来姐姐也外出打工，便只剩贺某一个人在老家。
贺某一直很争气，本科考上湖北工业大学，后又考上本校研究生，但家中条件有限，虽说大家都很为他高兴，可录取结果出来的时候，一家人都在外地打工，也不记得有没有给他庆祝过。
后来到了学校，据贺某的同学说，在实验室项目里，贺某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，一天考勤3次。
贺某的考勤记录佐证了这种说法，记录显示，贺某连续数天，最早的打卡时间在早上7:45，最晚一次则是22:00，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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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份让人窒息的打卡表。显然，高强度的学术压榨，加上家庭情感交流的缺失，使得贺某陷入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内耗而无法找到纾解之法，悲剧就此发生。
得知弟弟自杀后，姐姐贺琴试图与学校沟通，但学校告诉她，此事与学校无关，遗书中指控的内容也都不属实。
他们说，贺某研一的时候被测评出心理异常，系“因为论文两次被退稿，担心毕不了业才做傻事”，如果家属不认同这个结论，可以走司法程序。
学校的强硬态度值得商榷——
实际上，从这件事来说，无论贺某是不是有心理异常，学校都难辞其咎。
第一，知道学生有心理问题，学校作出什么措施了吗？
及时介入、干预、疏导、治疗了吗？没有。
告知学生家长了吗？没有。
那么这份心理测评做了跟没做有什么区别，就准备好出事儿后拿出来背锅吗？
像贺某这样留守儿童出身的学生，在学校里应该还有很多，他们能从家庭关系中得到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都相对薄弱，学校对此有何作为呢？
第二，说“贺某遗书指控不属实”的依据在哪里？
学生有心理问题是一回事，学生指控是否属实又是一回事。
有心理问题不代表失智失常，不代表对事物缺乏基本认知和判断，否则学校也不可能让他承担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”的“重任”。
既然贺某都能做项目，那么凭什么以一纸心理测试，就否定他对学校的一切指控？
学校应当正面回答，贺某的打卡记录是否属实，每天让学生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否合理，这种工作模式在学校里是否很普遍？
研究生之死，与数日前的女教师之死，原因是相同的：信念破灭，不堪重负。现在，我们悲哀地看到，正在“治疗”形式主义还是形式主义，枷锁越套越牢不说，还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无耻主义——
本就被课业外任务压榨得身心俱疲的，除了统计家畜、收集盐巴、清点石榴、捡鹅卵石之外，又多了一项打卡心理健康课；
而学生但凡出了问题，学校又像解锁了新的应对技能般，开始拿学生心理不健康来说事儿。
由此，一个对师生来说无解、对管理层来说却万无一失的恶性死循环就此打通。
师生们既要坚持完成繁重的任务，也要坚持上心理健康课，坚持不了自杀了，就是其心理不健康导致，大不了心理健康课程安排得再紧凑一些。
死去的人死去了，活着的人继续前人的覆辙，而每有一个生命逝去，形式主义就像悟空的头上的紧箍咒，被怕事的唐僧念得再紧几分。
认真追责起来，谁都没有责任，想不开的人自己有心理问题，领导们已经尽了最大的人道主义，安排了心理测试和心理健康课程，还要怎么样？
领导们怕的是师生们身心异常吗？不，他们怕的是承担责任。
可真正的问题是心理问题吗？不，是催生了心理问题的那些压迫与压榨啊！
真正的恶源被回避开了，底层师生苦牛般劳作的“优良传统”继续保持。
而无实无形又难以取证的“心理健康”，恰成为最好用的背锅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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