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年前，我考取北京师大一附中。当时只知道这是一所名校，并不了解师大一附中的历史。
人到中年以后，才知道母校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中学之一。1901年 11月2日，钦定五城学堂成立。次年更名为五城中学堂。1912年，五城中学堂改名为“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”。建校90周年、95周年、100周年、110周年之际，师大一附中都举行过隆重的庆祝活动。作为校友，有与荣焉。然而，我在校期间发生的一些事，至今失记。
1966年6月1日，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公开发表，文革风暴升温。各大中学校领导首当其冲，师大一附中亦不例外。先是郑炎副校长被抛出来，很快整个校领导班子都成了斗争对象。当时，北京的中学由团中央派工作组。第一个工作组是从农村四清工作队赶回来的，不太适应学校的革命气氛，进校亮相没几天就被学生喝了倒彩。接着团中央又派来第二个工作组。这个工作组吸收了在学读书的刘平平等五个高中生为组员，并成立了以刘平平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。其后，又有学生对新工作组发起挑战，被打成“反革命”。1966年7月下旬，风云突变，工作组撤出学校。
1966年8月，北京多所中学出现了暴力风潮。现在人们常说的是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领导成员遭到群殴，副校长卞仲耘不幸身亡。其实，在这个月，师大一附中校长刘超和其他校领导成员也未能幸免。当时正值暑期，早已不上课，我也很少去学校。后来，我听多位同学说起，刘超等校领导在“老虎尾巴”被刘平平打了，其中好几位都是现场目击者。“老虎尾巴”是师大一附中的小会议室，现已不存。我就问他们这件事的具体日期，都说只记得是8月，记不清是哪天。我很想弄清具体日期。因为那年8月，发生了太多重要事件。
不同的日子，背后有不同的因果和意义。直到今年春节前夕，老同学刘凤中才告诉我，他已经考证清楚是8月24日。据他回忆，1966年8月24日，学校曾经组织学生在大栅栏同乐电影院观看批判电影《球迷》，散场之后，回家路过师大一附中校门口，就听见校园里有人喊：打刘超了！于是穿过操场，到二门里边的“老虎尾巴”窗外，通过玻璃观看了校长刘超和郑炎、陈婉芙、陶卫、王耀宗、陶书寅等校领导跪在地上挨打的景象。
指挥者正是刘平平。参加殴打的还有多位高三男女学生，他们用皮带打人，累得气喘吁吁。打完了之后，有人拿着推子，给校领导剃阴阳头。剃完阴阳头，这些校领导又被喝令爬着穿过操场，从事抬土等重体力劳动。我和刘超的女儿是小学同班同学，据她说，刘超校长这次遭遇暴力伤害，受到严重摧残，昏迷多日，才苏醒过来。据说事后有人问过刘平平此事的动机。
八一八大会的新闻报道，刘少奇地位变化公诸于世。她表示想不通。这是不是酿成暴力事件的真实原因，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实话说，我当时觉悟也很低，缺少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。自己此前所受的教育，没有多少人文主义的内容，越来越多的只是对敌人要像严冬般残酷无情。我和那些施暴学生的区别，不是人性的高低，而是打人资格的有无。
58年前的今天，校史应当记下沉重的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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